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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彩是什么:施密特政府的德国政策理念与具体实践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01-15

爱投彩 www.6w5eg.com.cn 摘要

  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联邦德国社民党执政期间对前任联盟党政府的德国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然而, 关于社民党德国政策的相关研究, 主要集中于勃兰特政府推行的“以接近求转变”策略、两德《基础条约》的签署及其影响。目前, 学术界对施密特执政时期的德国政策尚缺乏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 在战后联邦德国历届政府中, 施密特政府是社民党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长期稳定的执政有利于全面考察社民党的德国政策。本文拟通过梳理联邦德国内部关系部编纂出版的《德国政策文献汇编》《两德数据比较》以及联邦德国领导人回忆录等原始材料, 具体考察施密特政府的德国政策理念及其实践 (1) , 进而揭示它在战后联邦政府德国政策实践中扮演的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

施密特政府的德国政策理念与具体实践

  一、施密特政府的德国政策理念

  1969年9月, 战后长期执政的联盟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首次失利, 社民党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 由社民党人维利·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面对逐步缓和的东西方关系以及日趋固化的德国分裂现状, 勃兰特政府秉持现实主义态度, 摈弃了前联盟党政府“以对抗求统一”的德国政策, 开始推行“以接近求转变”的迂回策略。该策略的核心思想是, 在维护西方盟国团结的基础上, 不断尝试打破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壁垒, 通过主动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尤其是民主德国) 进行接触, 增进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 让现实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藩篱在不爆发冲突的情况下逐渐消除, 从而最终在欧洲的全面和解中实现德国的统一[1]。此时, 社民党政府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开始寄希望于“渐变”, 并将其与欧洲的缓和进程结合起来。

  为此, 勃兰特政府上台后, 在与西方盟国紧密合作以及协调一致的同时, 积极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达成谅解。另外, 该届政府努力消除两德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状态, 不断加强双方各方面的联系和交往, 竭力避免德意志民族分裂状况进一步加深。勃兰特总理强调指出:“在德意志土地上的两个国家不仅是邻居, 而且是被分裂的民族的一部分, 仍保持着诸多的共同性……两德有责任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 彼此不互为外国。”[2]

  1972年底, 经过艰苦的谈判, 两德最终签署了《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基础条约》, 标志着双方关系开始走向正?;?。前联盟党政府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最终被丢弃了。社民党的德国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 并进入全面实践阶段。然而, 1974年5月, 勃兰特因其秘书纪尧姆被揭露为民主德国间谍而引咎辞职。时任联邦财政部长的赫尔穆特·施密特 (社民党人) 接任联邦总理后, 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巩固勃兰特政府在德国政策上取得的成果。

  1974年5月17日, 施密特在其首个政府声明中明确表示, 将确保社民党德国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他讲道:“勃兰特政府的德国政策是富有魄力和成效的……政府换届丝毫不会影响这项政策的延续。我们会本着现实主义和冷静的态度, 把力量集中在主要事情上, 集中在现在必须做的事情上。‘延续性和集中性’是本届政府的指导原则……我们将不畏艰辛, 继续改善与民主德国的关系, 两德关系仍然是一种特殊关系。”[3201,206]

  事实上, 早在20世纪60年代, 施密特便是联邦德国缓和政策的先驱者之一。他还积极参与了社民党德国政策的制定与实践。施密特入主总理府后, 新一届政府延续了社民党-自民党的政治联盟, 并保留了勃兰特政府中的一些重要成员。例如, 原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升任联邦总统, 原勃兰特总理的首席谈判专家、“以接近求转变”策略的设计者、国务秘书埃贡·巴尔入阁担任联邦部长。这为社民党德国政策的延续性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施密特看来, 苏联人对勃兰特、谢尔以及巴尔有更确切的了解, 这应当被他们看作是德国政策延续性的标志[4]7。

  这种德国政策的延续性还体现在施密特政府对条约政策的继承上。条约政策是社民党德国政策理念的一种外化形式。通过与民主德国签订一系列条约、协定以及议定书的方式, 联邦政府力图在德意志两部分间构建一种条约体系, 以促进双方多领域的务实合作, 推动各层级人员的交流互动。施密特总理曾这样评价条约政策的重要性:“惟有我们的条约政策能让我们相信, 德意志民族归属感的觉醒将超越分裂和所有国界……1969年两德关系的积极改变, 并没有使我们放弃自身的政治目标, 相反, 它已维护了双方在人员、文化、经济方面的联系, 并且开启了新的开始和希望。”[5]120在施密特执政期间, 随着条约政策的不断践行, 两德关系得到了稳步发展, 双方达成30多项涉及经贸、科技、文化、交通、邮电、环保等广泛领域的协议。

  在联邦德国历届总理中, 施密特一直以务实的“实干家”着称。勃兰特曾对其最显着的政治特点总结为注重实效[6]。鉴于战后德国问题的特殊复杂性, 施密特认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 他始终把给予民主德国同胞切实的帮助以及保持德国统一的希望作为其德国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他还将德意志民族的归属感视为最高的价值观之一[7]79。在德国政策的实践过程中, 施密特政府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其中包括民主德国昂纳克政府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以及来自在野党联盟党的猛烈抨击。

  二、施密特政府德国政策的具体实践

  施密特当选联邦总理时, 两德关系虽然已经实现了正?;? 双方的各项交流也日渐频繁, 然而德意志民族分裂状况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德国昂纳克政府开始全力推行民族分裂主义政策, 试图尽可能地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痘√踉肌非┦鹨院? 两德间交往的增多引发了民主德国对自身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担忧。为进一步维护和巩固自身的主权国家地位, 昂纳克政府开始否认战后德意志民族的同一性, 抛出了“两个民族”的主张。

  20世纪70年代初, 民主德国领导人公开宣称, “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在民主德国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民族。经过近30年的成功发展, 它与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民族相比, 所有的基本特征都不相同。”[8]显然, 昂纳克政府有意割裂两德在血缘、历史、文化上的密切联系, 削弱本国人民的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 进而培养和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族认同, 拉远与联邦德国的政治和心理距离。

  到了1974年, 民主德国朝着民族分裂主义道路迈出更大的一步。通过修改宪法, 昂纳克政府去除了关于德意志民族的内容和重新统一的要求。新修订的宪法第1条将“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改为“工农社会主义国家”;1968年宪法序言中的“全体德意志民族”和第8条“两德一步步接近, 最终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话语都被删除。此外, 昂纳克政府决定不再演唱本国国歌, 因为其中一句歌词是:“德国, 统一的祖国。”[7]40

  与此同时, 民主德国不断对两德人员往来和旅行交通进行限制。1973年底, 昂纳克政府将1968年重新规定的最低兑换额度翻了一倍。访问东柏林和民主德国其他地区时, 非社会主义国家16周岁以上的访客每天须分别兑换10马克和20马克。民主德国的这一措施旨在增加来访者的经济负担, 从而减少西方国家 (主要是联邦德国和西柏林) 访客数量, 降低其对本国公民的影响。1973年, 非社会主义国家公民访问民主德国的人数逾825万人, 其中联邦德国和西柏林访客人数超过711万人, 所占比例为86.2%。受民主德国这一新政的影响, 1974年一季度, 非社会主义国家访客人数大幅下降, 其中联邦德国和西柏林访客人数的降幅高达25%以上[9]106。1976年8月, 联邦德国青年联盟成员欲乘车赴柏林参加纪念柏林墙建成15周年大会, 昂纳克政府拒绝他们使用过境公路。1977年, 联邦德国和西柏林访客被民主德国驱逐出境的人数从前一年的628人上升至2955人[10]。

  1980年, 民主德国又一次提高了货币最低兑换额度。来访者在民主德国境内每天须兑换25马克, 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每天须兑换7.5马克。两德人员往来因而再次出现明显的倒退。施密特总理对民主德国的这一做法深感气愤, 他随后致信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时言辞激烈, 称:“您违反了1974年我们关于最低兑换额度的约定, 这种单方面的改变令我始料未及。您知道这会对退休人员、整个家庭、少年儿童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里信任已经变得让人失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11]

  为了抑制民主德国愈演愈烈的民族分裂主义行动, 联邦德国作出了种种努力, 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具体表现为, 施密特政府积极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两德关系稳定发展, 推动两德旅行交通和人员往来便利化, 借此维系因长期隔离而日渐疏远的民族情感, 为将来两德实现和平统一创造和积聚有利条件。

  在战后德国分裂时期, 德国内部贸易始终作为一条连接德意志两部分的经济纽带而存在着, 它也一直被联邦德国看作是“国内贸易”。联邦政府深知, 维护德国内部贸易的特殊性有助于维系两德“特殊关系”。“柏林墙”建立后, 联邦政府在促进德国内部贸易发展的同时, 开始注重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溢出效应, 间接带动两德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施密特主政联邦德国后, 德国内部贸易逐步成为其德国政策新的着力点。在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6000多家联邦德国企业参与了德国内部贸易, 每年大约签订5万份合同, 其中许多是大中型企业。随着两德企业间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 德国内部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1974年德国内部贸易额为69.18亿马克, 1979年为98.85亿马克, 到1982年增至140.68亿马克[12]544。

  联邦德国着力推动德国内部贸易发展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自1961年以来, 德国内部贸易在联邦德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不足2%, 而占民主德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左右。与之相比, 民主德国积极参与德国内部贸易的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它可以从中得到两大好处:其一是联邦德国对源自民主德国的货物免征关税及附加税。另外一个是联邦德国提供的无息透支贷款, 这是德国内部贸易框架内设立的一种贷款, 当贸易出现差额时供贸易逆差的一方使用, 以保障贸易的平衡。

  对于民主德国而言, 无息透支贷款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以借助这项贷款增加对联邦德国产品的购入, 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节省大笔的利息支出。由于联邦德国从未动用过这项贷款, 所以该贷款带来的可观的经济利益长期由民主德国独享。正是基于此, 随着贷款额度的不断提高, 它在联邦德国德国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这不仅体现在扩大德国内部贸易方面, 更体现在改善两德人员交往方面。

  1974年底, 两德在经过多轮谈判后, 就延长无息透支贷款协议达成一致, 并将贷款额度提升至每年最高8.5亿马克。当时, 如果没能达成新的协定, 贷款额度就会由每年6.2亿马克下调至每年2亿马克。这成功地促使民主德国降低了最低兑换额度 (1) , 免除了退休人员的强制兑换义务。在1974年圣诞节期间以及之后的1975年, 两德人员往来随之出现大幅增长。

  关于无息透支贷款所体现出的特殊价值, 联邦经济部长奥托·格拉夫·兰布斯多夫有着深刻的见解, 他说:“无息透支贷款不能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和商业问题, 还应把它放到政治大背景中加以审视。例如, 最低兑换额问题, 人道主义问题, 放松旅行限制问题, 我们不能将它从中完全分离出来。另外, 也不能将它完全从经济合作框架中分离出来。”[13]418可见, 对联邦德国而言, 无息透支贷款具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意义, 其杠杆作用也倍受联邦政府的重视。

  除了德国内部贸易以及无息透支贷款之外, 施密特政府还积极运用其他经济手段改善两德人员交流, 其中, 联邦德国付给民主德国的巨额非商业性财政支付发挥了更为直接有效的作用。以1980年为例, 联邦财政的直接支付包括:过境费5.25亿马克, 道路使用费5000万马克, 过境水道和泰尔托运河的建设费4750万马克, 通往西柏林的道路改善费2.8亿马克;间接财政支付包括:报销本国退休人员赴民主德国访问的签证费670万马克, 西柏林市民入境民主德国的许可证费1200万马克;联邦邮政支付包括:民主德国邮件派送费8500万马克, 民主德国邮政管理费830万马克, 联邦德国与西柏林之间的通讯费320万马克[]。1982年6月, 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就进一步改善非商业财政支付达成协定。民主德国对此作出的回报是, 准许1981年1月1日之前离境的原民主德国公民在没有犯罪记录的前提下访问民主德国, 将西柏林访客在民主德国每日的停留时间延长2个小时, 至次日凌晨2时止[14]。

  在施密特政府施惠策略的推动下, 两德人员交流规模持续扩大。1974年联邦德国赴民主德国访问的人数为191.9万, 到1982年增至289万。1974年民主德国赴联邦德国访问的人数为131.6万, 到1982年达到155.4万。这一时期, 来自民主德国紧急家庭团聚的人数也有了一定的增长。例如, 1974年为3.83万, 到1982年增至4.57万[15]。

  除了人员互访外, 施密特政府努力为两德人民扩大其他的沟通渠道。1974年两德间的电话线路为479条, 全年通话次数为610万次。1982年两德间的电话线路增至1421条, 全年通话次数上升到2310万次。此外, 联邦德国寄往民主德国的邮件数量每年约8000万封, 包裹数量每年约2700万件, 来自民主德国的信件数量每年约1亿封, 包裹数量每年约950万件[12]542。这些在增强两德人民的民族归属感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施密特总理在任期间也十分重视两德间的高层交流。20世纪70年代末, 美苏核军备竞赛再度升级, 东西方关系的迅速恶化使两德关系再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面对日渐紧张的欧洲局势, 1981年7月, 施密特和昂纳克在通信中表达了共同的看法:鉴于两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的经验教训, 双方有责任确保欧洲的和平与安全[16]。同年12月, 施密特首次访问民主德国, 并与昂纳克进行了坦率的会谈。双方就家庭团聚、旅行交通、文化合作、技术合作、能源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岷笏椒⒈砹仙鞒? 决不允许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再发生战争……双方会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谈判和对话, 努力维护睦邻友好关系[13]422。

  毫无疑问, 两德间各领域交往的扩大与深化, 有助于实现施密特政府德国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改善和密切两德关系, 促进双方的经贸合作, 为两德人员交流创造更多机会和更好条件, 由此保持全民族追求民族统一的意愿, 避免民族的共同性因民主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而逐渐削弱, 进而在推动欧洲缓和与和解的过程中等待重新统一的历史机遇。

  三、施密特政府的德国政策对联盟党的影响

  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 联盟党与社民党是联邦议院中的两大政党。它们在德国政策理念上的分歧由来已久。社民党执政后, 这种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例如, 1972年《基础条约》签订之时, 社民党政府不仅遭到在野党联盟党的猛烈批评, 后者还以违背联邦德国《基本法》的名义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诉讼。之后, 双方又在运用财政资源为德国政策服务上发生了激烈争执。联盟党人经常嘲讽社民党政府为换取民主德国在人员交往领域的一些让步, 而付出昂贵的代价。

  1974年底, 在两德续签无息透支贷款协定后不久, 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卡尔·卡斯滕斯便发表了带有讽刺意味的讲话:“未来7年, 无息透支贷款的额度将达到每年最高8.5亿马克。众所周知, 这项贷款是没有利息的, 按照 (国际金融市场上) 正常7%的利率, 向民主德国提供的这项贷款价值约4亿马克。不难发现, 在这种情况下, 民主德国更容易免除联邦德国退休人员的强制兑换义务。”[]时任联邦议院议长的联盟党人莱纳·巴泽尔更是直接用“以金钱换取希望”来形容施密特政府的德国政策。此后, 联盟党频频指责施密特政府为彰显由此取得的一些小的成就, 而不断地给本国人民增添新的负担[17]。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联盟党又在联邦议院提出对民主德国实行“经济制裁”的口号, 以此对抗民主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行动。联盟党担心, 施密特政府对民主德国长期采取温和的施惠策略, 会损害联邦德国的尊严。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赫尔穆特·科尔曾批评道:“对于民主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 社民党放弃了进攻型策略, 只知道与民主德国达成合作协定, 这会失去了自身的基本立场和底线。”[18]

  面对联盟党的责难, 施密特总理在联邦议院亲自作出回应。他明确指出:“从原则上来讲, 联邦政府并不排除使用经济制裁措施。但是, 我们已经认识到, 将其始终视为一个政治工具是不适当的。它可能会破坏双方由经济合作架构的微妙的政治平衡点……对我而言, 这种威胁的口号仅作为一种愤怒的反应, 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 我认为这种方式似乎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行为。”[5]114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 来自联盟党的批评和抨击之声逐渐消失。在历经柏林墙事件和民主德国加入联合国后, 联盟党传统强硬的德国政策理念再次受到了强烈冲击, 开始向务实主义转变。1982年10月, 联盟党在联邦议院对施密特发起建设性的不信任案并获得通过, 迫使后者中途下台。联盟党在时隔13年后再度成为执政党, 由基民盟党魁科尔担任联邦总理。

  科尔总理在上台伊始, 便阐明了新政府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德意志民族国家虽然分裂了, 但德意志民族依然存在, 并将继续发展下去。联邦政府将竭力在和平与自由中争取并完成德国的统一。”[3]286此外, 他还强调:“我们会基于德意志人民和欧洲邻国的利益来改善两德间的合作。德国内部贸易是双方合作中的重要一环, 我们准备继续扩大这项贸易……我们期待改善两德间的旅行交通和人员互访。”[19]

  可见, 尽管科尔之前曾对施密特政府的德国政策进行过严厉批评, 但他上台后并没有中断德国政策的延续性。相反, 科尔政府德国政策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 继续推动两德在经贸、文化、人员往来等领域的合作交流, 让两德人民彼此间的陌生感和隔阂感在相互交流中慢慢消除。正如科尔在回忆录中所言:“除了突出我们的原则立场外, 我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和增强德意志人民的归属感。”[]

  在德国政策的具体实践上, 科尔政府也充分借鉴了施密特政府德国政策的践行模式。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 为了克服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中导?;耘分蘧质撇南跋? 防止两德关系进入冰冻期, 以及拓宽两德间的人员互访, 科尔政府于1983-1984年向身处外债?;拿裰鞯鹿峁┝嗽?0亿马克的担保贷款。

  在政府换届的前一天, 科尔从前任总理府部长汉斯·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那里得知, 施密特政府两年前便同民主德国进行了所谓“苏黎世模式”的秘密谈判[21]。在这一模式下, 负债累累的民主德国能够从联邦德国获得40~50亿马克的贷款。作为回报, 民主德国须下调其公民出国旅行的年龄限制, 按照约定至少要保证下降5岁。另外, 民主德国须免除退休人员、残疾人和少年儿童的最低兑换额义务。这项贷款业务由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立银行的子公司———苏黎世外贸信贷银行行长霍尔格·巴尔牵头负责。然而, 这一模式相关谈判最终还是搁浅了。一方面是由于民主德国拒绝提供带有书面保证的回报, 另一方面, 施密特总理对这项贷款也表现得十分谨慎, 毕竟它需要国家财政预算的支持。

  1982年底, 民主德国欠西方国家银行的债务约90~130亿美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短期贷款。据估算, 仅1983年所需偿还的本息就达30多亿美元[22]。此时, 民主德国急需一笔周转贷款以避免“国家破产”。然而, 西方国家银行拒绝提供新的贷款, 苏联也无力给予有效的援助, 更使得民主德国的债务?;┥霞铀?。民主德国只好再次向联邦德国委婉地表达了借贷意愿。

  科尔总理认为, 这是一个可以改善双方关系的良机。因此, 他旋即委派巴伐利亚州总理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负责贷款谈判事宜。后者作为基社盟主席曾在德国政策上以强硬派着称, 在这次贷款谈判中却做了大量穿针引线的工作。通过与民主德国领导人进行秘密接触, 施特劳斯向后者表明了联邦政府的态度, 即民主德国须改进边境检查站的服务态度以及放松对两德人员互访的限制。民主德国政府高层尽管基本同意了联邦德国的相关要求, 但未给予任何书面承诺??贫笊骺悸? 最终决定向民主德国提供担保贷款。

  1983年7月1日, 经两德最高领导人的授权, 由巴伐利亚州银行领导的银行集团同民主德国外贸银行签订了一笔10亿马克的贷款协议。该贷款没有任何支付限定, 并且由联邦政府给予担保, 民主德国则用联邦德国每年支付的过境费作为抵押。这笔贷款虽然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但作为回应, 民主德国在两德人员互访和旅行交通方面做出了很多让步。例如, 拆除了埋在两德边境地区的自动射击装置和地雷, 为民主德国公民赴联邦德国进行家庭团聚提供便利, 将联邦德国退休人员的最低兑换额从25马克下调至15马克, 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免除最低兑换义务。一年后, 科尔政府又向民主德国提供了第二笔9.5亿马克的担保贷款。

  在这两笔担保贷款的带动下, 两德不仅在科技、邮电、通讯、交通、环保等领域展开谈判与合作, 两德间旅行交通及人员互访也得到了显着改善。特别是, 1983年9月, 民主德国颁发了关于家庭紧急团聚的规定后, 民主德国的年轻人因紧急家庭事务被批准赴联邦德国访问的人数急剧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 民主德国低于退休年龄的访客人数每年仅有几万人。而到了1986年, 这个数字超过了50万人, 且还在稳步增加。1987年, 民主德国赴联邦德国访问的人数达500万人, 其中有100万是年轻人。这意味着, 数百万民主德国公民通过亲眼观察和亲身体验了联邦德国现状。这对全体德国人同属一个民族的意识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通过互访, 两德人民相互间的联系得到加深和维护。当时约有三分之二的民主德国公民和三分之一的联邦德国公民保持着这样的联系[]。

  由上可见, 十亿马克贷款模式并非由科尔政府首创, 它只是从前任施密特政府那里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模式。当时, 十亿马克贷款谈判只有在相互信任和相互妥协的氛围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因此科尔政府在其德国政策实践中创造性的采用了“以信任换取信任”的模式。十亿马克贷款协议的签订不仅使“苏黎世模式”得到了有效的实践, 同时也标志着联盟党对其之前具有“对抗”特征的德国政策作出了重大改变。前任总理施密特也曾客观地指出:“科尔政府确实在努力保持我国政策的连续性。他推行了一项对自己来说也是新的德国政策, 这表明施特劳斯也顺从了这一连续性。”[4]116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社民党人施密特在其执政的8年中, 继承和发展了前任勃兰特政府的德国政策理念, 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在把德国统一视为一个长远目标的同时, 施密特政府专注于解决德国政策中的实际问题。这一时期, 摆在他们面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 抑制和应对民主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 尽最大可能把德意志民族的两部分凝聚在一起。为此, 施密特政府在强调两德之间是特殊关系的前提下, 通过不断与民主德国进行对话谈判以及签订协议的方式拉近两德关系, 加强双方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培植和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 让两德间的良性互动在改善东西方关系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此外, 施密特政府还重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 改善两德间的交通状况, 扩大两德间的通讯网络, 推动两德间的人员互访, 增进两德人民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 为日后实现两德统一构筑坚实的基础??杉? 施密特政府的德国政策是建立在缓和与合作的路线之上, 且充分体现了务实主义的特点。

  在德国政策的具体实践中, 施密特政府不但有力回击了来自在野党联盟党的抨击和指责, 而且促使后者传统的德国政策理念发生重大转变。最突出的一个表现便是, 1982年联盟党科尔政府上台后不久, 便主动利用民主德国申请贷款之机, 通过金融杠杆协调两德关系, 扩大两德间人员交往, 并试图将美苏中导?;粤降鹿叵档牟焕跋煜拗圃谧钚〉姆段?。在贷款谈判过程中, 科尔政府不仅沿用了施密特时期的“苏黎世模式”, 甚至比上任政府走得更远。为换取联邦德国的担保贷款, 昂纳克政府虽口头承诺愿在两德人员交往领域做出让步, 但拒绝提供书面保证。在这种情况下, 科尔政府仍然决定向民主德国提供担保贷款。这与其先前作为反对党时期的强硬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展现了科尔政府德国政策的务实性和灵活性。两笔近20亿马克贷款协议的达成不仅为两德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也为东西方关系创造出缓和的政治氛围。显然, 这是对施密特政府德国政策理念和实践的吸收和借鉴。因此可以说, 施密特政府在战后联邦政府德国政策实践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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